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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023章 你来。（第3页）

“EineEthikfurdasbiotechnologischeZeitalter,”他的声音变得缓慢而郑重，每个词都像经过深思熟虑才吐出，“kannnichtvonobenheraboktroyiertwerden......”

这一段论述密集而抽象，涉及哈贝马斯理论的核心概念。

李乐支棱着耳朵，在僵硬的德语长句结构与中文的表达习惯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。

他略微停顿，组织语言，然后开口道，

“一个足以应对生物科技时代的伦理框架，无法再依靠某种自上而下的权威来钦定。它必须孕育于一种话语性的程序之中.....”

”唯有在这样一种祛除了权力干涉的自由言说之中，经由所有参与者的理性共识所淬炼出的规范，方具有正当的约束力。”

“祛除权力干涉的自由言说”、“理性共识所淬炼”....这些表述既准确捕捉了老爷子“无统治的讨论”和“共识”的精髓，又用中文哲学话语中常见的“淬炼”等意象，增添了表达的力度与文采。

之后，哈贝马斯将话题引向更广阔的背景，谈到科技理性对“生活世界”的殖民，谈到在系统，经济、行政力量日益膨胀的今天，如何扞卫那个我们赖以理解自身、进行意义沟通的“生活世界”的自主性。

他引用了韦伯，提到了工具理性的扩张，也提到了他自己对“现代性是一项未竟事业”的坚持。

“diemoderneistkeinabgeschlossenesprojekt,”哈贝马斯总结道，声音里带着一种审慎的乐观，“sieisteinest?ndigeAufgabe.....”

李乐的翻译在此处做了一个小小的、但颇为用心的处理。

他没有直译“反思性的自我理解”，而是借用了《中庸》里的概念。

“现代性绝非一项已然竣工的工程，它是一项未竟的、需要我们持续奔赴的志业。”

“于当下而言，或许最迫切的志业便是，护持交往理性，使其不致被系统性的铁律所吞没，并为一种反身而诚的自我理解，葆有那方敞开的境域。诚者，天之道也，诚之者，人之道也”。

简单的几个字，为哈贝马斯那套源于西方批判理论的概念，平添了一抹东方哲学的意蕴。

“古典的伦理大厦，是建立在两堵墙之上的。一堵叫自然，一堵叫文化。前者是天造的领域，后者是人造的疆域。几千年来，我们的道德思考，大多是在这两堵墙之间的廊道里完成的。”

“可基因技术像一把锤子，把那堵墙凿开了一道口子。我们发现，那堵墙后面，不是固若金汤的基岩，而是一片可以重新丈量的、待定的荒地。于是，一个尴尬的局面出现了：旧的墙已经漏风，新的墙还没砌起来。我们的伦理想象力，悬在风中。”

这一段译完，台下响起了低低的嗡嗡声，是听众在彼此交换眼神，大概是被“悬在风中”这个比喻击中了，带起一阵笑声。

曾昭仪的眉毛微微扬了扬。他身旁坐着社科院的一位副院长，研究康德的大佬，此刻侧过身子，凑过来，压低声音笑道，

“曾老师，你这外孙……不得了啊。这翻译，信、达、雅先不说，关键是他懂。不是语言层面的懂，是思想层面的懂。你看他刚才翻反身而诚那个地方，神来之笔。哈贝马斯要是知道他的reflexiveSelbstverst?ndigung被这样诠释，怕是要拍案叫绝。”

“碰巧德语还过得去，又肯下点笨功夫罢了。当不得这么夸。”曾昭仪面无表情的回道。

但坐在他另一侧的万俟珊看得分明，老头那向来严肃的脸上，线条似乎柔和了些许，眼底深处，有一丝极淡的、几乎难以察觉的欣慰，像湖面上一闪而过的微光。

副院长又嘀咕道，“诶，曾老师，等他毕业了，有没有兴趣来院里？我们外文所、哲学所，都缺这样年轻又有底子的苗子。这德语水平，这哲学功底，这临场反应，是个做比较哲学的好料子。”

“这点场面活儿，算不得什么。真要吃这碗饭，还得坐更久的冷板凳，再说，这小子，杂的很，但主项，还是社会学那边，再说了，”曾昭仪瞥了副院长一眼，“现在那套晋升考核，论文、项目、帽子，层层叠叠的，未必适合这小子。”

副院长听出他话里的意思，也不强辩，只是笑道，“你呀，就是护犊子，不过这话我放这儿，只要他愿意来。”

坐在曾昭仪另一侧的万俟珊，听着两人的低声细语，对老头一本正经的口是心非，只觉得好笑。再看台上的李乐，怎么看怎么帅气。

一阵阵掌声和沉默中，演讲进行到了结尾，哈贝马斯没有给出一个斩钉截铁的结论。

他只说，人类的伦理自我理解，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。往哪边走，取决于我们是否有勇气和能力，在技术重塑一切的今天，重新学会对话。不是独白，不是宣言，不是那种“我说你听”的单向输出，而是真正的、彼此回应的、愿意被对方说服的交谈。

李乐译完最后一句，合上文件夹。他的声音在空荡的礼堂里落下最后一颗字，像石子沉入深潭，涟漪一圈圈荡开，然后便是寂静。

大约过了两三秒，掌声才响起来。起初是零星的、试探性的，随即汇成一片，涨潮一般，从第一排推到最后一排，又从最后一排漫回来，将整个圆形礼堂淹没其中。

李乐微微欠身，退后半步，将讲台中央让给哈贝马斯。老爷子再次向台下致意，那略显笨拙的鞠躬里，有一种老派人特有的庄重。

而李乐的额角已渗出细密的汗珠。这一小时四十分钟，精神高度紧绷，不亚于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思维搏击。

演讲结束，接下来是研讨和提问环节。

台下立刻举起了一片手臂，如同雨后森林里冒出的蘑菇。

提问者来自各个领域：伦理学的、科技哲学界的、社会学界的，甚至还有两位研究法哲学的教授。

问题五花八门，有的紧扣演讲内容，要求进一步澄清“话语伦理”在具体生物伦理争议中的应用，有的则更具挑战性，质疑哈贝马斯理论在非西方文化语境中的普适性，还有的则结合当下科技发展的现实，询问其对基因技术监管的启示。

气氛比刚才更加活跃，也更具挑战性。

李乐的工作进入了另一个阶段。不再仅仅是单向的传译，而是成了双向的桥梁。

他需要迅速理解提问者的问题核心，用简洁清晰的德语转述给哈贝马斯，同时，又要将哈贝马斯那带着思辨色彩、偶有长句的回答，精准而流畅地翻译成中文，确保提问者和在场听众都能准确理解。

这又是一个对反应速度和专业素养的极大考验，好在李乐准备充分，且对相关领域涉猎颇广。

他时而侧耳倾听，快速在笔记本上记下关键词；时而转向哈贝马斯，复述问题，重点突出，待哈贝马斯回答完毕，他又立刻转向观众，用中文清晰传达，遇到特别复杂的概念，还会稍作解释性补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