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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1章（第1页）

陌生的远方汉朝人眼中的罗马

哈哈，偶们大汉是很好学滴~~~大汉对罗马滴了解多于罗马对大汉滴了解哟~~~

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，曾经在那里的宫廷中看到过魔术师（当时叫“眩人”）的表演。主人向他介绍说，魔术师来自西部的条支和犁靬。张骞向汉武帝报告了这个情况，于是武帝派遣使者前往条支和犁靬，但在司马迁的《史记》里，并没交代使者们是否到达了那里；出使大概没有成功，因为直到班固写《汉书》的时候，对犁靬的情况都没有提及。

而出使安息的使者有了收获。安息国王听说汉武帝对条支大鸟卵和犁靬眩人感兴趣，特地把宫廷里的鸵鸟蛋和几位犁靬魔术师作为礼物献给汉武帝。魔术师随同使者一起来到长安，并给汉武帝当场表演吞刀吐火、植瓜种树、屠人截马的把戏，汉武帝非常高兴，重赏安息使者，并把犁轩魔术师留在宫里。由于汉武帝的爱好，魔术很快在中国风行起来，而这几位魔术师，却再也未能回到自己的故乡。这是中国史书中第一次记载来中国的罗马人。

当时汉朝繁荣兴旺，正是中华民族最具开拓进取心的时代。东汉统治西域后，班超曾立志西进，探索世界的边缘在日落处的神秘国度。东汉和帝永元九年（公元97年），副使甘英受派遣由西域出发，向西方探险，此行的目的地是大秦罗马帝国。

甘英一路跋山涉水，横穿中亚，经过安息来到条支。走到了陆地尽头，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望无边的大海。我们可以推断，他面临的大海就是地中海。安息的水手对甘英说，这个海极为宽广，如果顺风，船只3个月才能到达对岸，风向不对则要两年，所以渡海者要带上3年的干粮。行于海上，特别容易让人思恋故乡，航行也很危险，常常面临死亡的威胁。甘英在陆路上是一位顽强勇敢的探险家，当他面对浩瀚的大海时，信心却动摇了。最终，他掉转马头，踏上回国的路程。甘英的一念之差，使东西方的直接交流推迟了1000多年，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遗憾。如果甘英渡过地中海，到达罗马城，世界文明史就有了另一种可能。

甘英西行出使，最后功亏一篑，历史学家将责任归究于安息人，说他们害怕汉朝与罗马产生联系，使安息丧失丝绸转手贸易的丰厚利润，所以借水手的话来吓唬甘英。但事实上，当时汉朝人确实不善于航海，对大海怀有一种特殊的畏惧。无论如何，甘英是汉朝向西方旅行走得最远的英雄。他归来后，汉朝对西方世界的了解又比张骞时迈进了一大步。

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班超对大秦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。难道在此之前，除了几位犁轩魔术师外，还有罗马人到过中国吗?一位叫德孝骞的法国学者经过对《汉书》的研究，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设想。

据《汉书·陈汤传》记载，公元前36年匈奴郅支单于西侵康居。应中亚各国求助，汉朝派将军陈汤、甘延寿率一支远征军讨伐郅支单于。陈汤到达匈奴单于驻地时，碰到了从未见过的怪事：单于修建了坚固的城堡，100多名步兵在城门口布成鱼鳞阵，抵御汉军。这与匈奴人传统的骑兵野战完全不同。城堡并不能阻挡擅长攻城步战的汉军，他们四面纵火，顶着盾牌攻城，最后杀死单于，俘虏了他1000多名部下凯旋。

这位法国学者指出，匈奴和中亚国家在军事技术上相当落后，修筑坚固的城堡，步兵摆成鱼鳞方阵，完全是罗马人的作战特征。帮助匈奴与汉朝军队作战的很可能是公元前53年卡尔莱战役中的罗马战俘，这10000多人有的留在安息，有的被转卖或流亡到中亚，其中一部分人有可能在康居充当了匈奴雇佣军。

根据古罗马文书，罗马对中国的认识还处在“赛里斯”神话阶段，当然不会有派人出使中国的记载。但《后汉书》却明确记载，东汉桓帝延熹九年（公元166年），一位罗马使者到达洛阳，“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、犀角、玳瑁，始乃通焉”。这件事的真实性无可置疑，“安敦”就是当时在位的罗马皇帝安东尼·庇乌（AntoninLePieux）。这位罗马使者从日南（今越南）入境，大概没有走丝绸之路，而是乘船从印度洋而来。文书上没有记载他的旅行路线，甚至没记下他的名字，只记下他进贡的礼品。这位自信的使者可能认为他献给汉朝皇帝的都是无价之宝，但在洛阳宫廷里，这些不过是司空见惯的普通物品。欧洲人的第一次东方外交似乎没有引起中国人的关注。

使者还带来了罗马皇帝希望与中国通商的愿望：“（大秦）王常欲通使于汉，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，故遮阂不得自达。”这位使者向汉朝皇帝详细介绍了罗马的情况，加上甘英出使带回的情报，中国人对罗马的认识清晰多了，排除了以前那些神话传说。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中介绍大秦国的一段叙述，相当精彩准确：

“大秦国一名犁鞬，以在海西，亦云海西国。地方数千里，有四百余城。小国役属者数十。”有的学者认为，“犁鞬”就是亚历山大城的译音。

“（大秦）以石为城郭，列置邮亭，皆垩塈之……皆髡头而衣文绣，乘辎白盖小车，出入击鼓，建旌旗幡帜。所居城邑，周圜百余里。城中有五宫，相去各十里。宫室皆以水精为柱，食器亦然。”这段文字描述了罗马城都用白灰涂屋顶，罗马男人都理短发（中国人剃发是一种刑罚），穿有刺绣图案的服装，宫殿和餐具多用玻璃。可见当时汉人还不了解大理石与玻璃的区别。

《后汉书》还记载了罗马的政治制度：“常使一人持囊随王车，人有言事者，即以书投囊中，王至宫发省，理其枉直。各有官曹文书。置三十六将，皆会议国事。其王无有常人，皆简立贤者。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，辄废而更立，受放者甘黜不怨。”

看来，汉朝人已经较为清楚地了解到罗马的议会和执政官选举制度，并以欣赏的口吻提到它。令汉朝人难以理解的是，国王被废黜为什么不怨，因为在汉朝，皇权是一日都不可缺少的。特别是安敦使节来中国时正值桓帝在位，外戚、宦官轮流弄权，汉朝政治乌烟瘴气，正直的士人不是被杀，就是入狱，东汉王朝已经走向末路。东西方的权力观念如此不同，汉朝人只能把罗马人的轮流执政理解为道德的高尚。他们不知道，在恺撒之后，个人专制在罗马就很难行得通了。

在东西方世界开始互相寻找的时候，中国人更多地接触了罗马人，这是一个极好的交流机会。如果中国人继续保持张骞和班超的开拓精神和冒险精神，把丝绸之路一直延伸到罗马城，一定会大大促进世界的文明进程。但中国人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。几十年后，由于东汉朝廷的黑暗和腐败，导致了魏晋南北朝(公元220年公元589年）300多年的分裂和战乱，丝绸之路开闭无常，东西方陆路交通往来进入了低潮期。此后，直至繁荣昌盛的中国唐朝，丝绸之路才重新贯通，成为重要的国际商贸通道。

汉朝家具

小蔡上京咯，见的都是公卿贵族哟~~~贴点有身份人滴~生活资料。

秦汉时期，中国封建社会处于一个大统一的时期，文化、经济繁荣，尤其是丝绸之路的开通，沟通了中国与西亚、欧洲和非洲各国的文化和经济交流。当时人们的起居方式仍然是席地而坐，室内的家具陈设基本延续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席、床、榻、几、案的组合格局，漆木家具完全取代了青铜器而占据主导地位。

从秦汉时期的壁画、画像砖、画像石、漆画、帛画、雕塑和板刻中可以推断，床榻是当时使用最多的家具之一，主要供人坐、卧、寝，逐步形成了以床榻为中心的起居形式。到了汉代，床的使用范围更加广泛，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活动如宴饮、待客、游戏、读书和睡眠，乃至朝会、办公都在床上进行。河北望都汉墓壁画中的“主记史”和“主薄”各坐一榻，两榻形制、尺寸基本接近，腿间有弧形券口牙板曲线，榻面铺有席垫。另外，在江苏徐州洪楼村和茅村的汉墓画像石上，有一人独坐于榻上，而徐州十里铺东汉墓画像石中，也有一人端坐榻上的刻画。河南郸城出土的汉榻为长方形、四腿，长0.875米、宽0.72米、高0.19米，腿足截断面是矩尺形，腿间也有弧形曲线，榻面上刻有隶书：“汉故博士常山大（太）傅王君坐榻”。床榻兴起盛行，对其进行装饰也悄然升温。《释名》载：“帐，张也，张旋于床上”。可见，秦汉床上始施以床帐，冬设幔帐避寒，夏施蚊帐避蝇。

汉朝人许慎在《说文》中称床为“安身之几坐也”，明确说是座具。还有一种称为“匡床”，又叫“独坐座”，显而易见是单人的座具。汉代刘熙《释名·床篇》云：“人所坐卧曰床装也，所以自装载也。”当时的床包括两个含义，既是座具，又是卧具。西汉后期，又出现了“榻”这个名称，是专指座具的。河北望都汉墓壁画、山东嘉祥武梁祠画像石和陕西绥德汉墓石刻中，皆有坐榻的图像。《释名》说：“长狭而卑者曰榻，言其榻然近地也。小者独坐，主人无二，独所坐也。”《通俗文》说：“三尺五曰榻，独坐曰枰，八尺曰床”。《后汉书》中记东郡太宁“冬日坐羊皮，夏日坐一榆木板蔬食出界买盐鼓食之”。床与榻在功能和形式上有所不同，床略高于榻，宽于榻，可坐可卧；榻则低于床，窄于床，有独坐和两人坐等，秦汉时期仅供坐用，后演化变成可坐可躺。

秦汉时期仍保持商周以来席地而坐的习惯，因此几、案、床等家具都比较低矮。几、案外形不一，上面大多涂有黑漆或红漆，并绘制出各种精美的花纹，少数还在表面施有浮雕。它们与汉代精美的漆器杯、盘、尊、壶风格大体一致。汉代的案比先秦的长些。有的还做成重叠的二层案，好放更多的器物。食案则多做方、圆二形（陈平《中国居住文化》，香港中华书局1992年版，第63页）。前已述及，此处不赘。

汉代的小坐具是枰，它比较矮，枰面为方形，四周不起沿。它和大小与之相近的食案之最重要的区别在于足的形状：食案之足接近细圆柱形，而枰足的截面呈矩尺形，足间呈壶门形，比食案更能承受重量。《释名?释床帐》：“枰，平也；以板作之，其体平正也。”枰上只可坐一人，所以也称独坐。《埤苍》：“枰，榻也，谓独坐板床也。”《释床帐》也说：“小者曰独坐，主人无二，独所坐也。”河北望都一号东汉墓壁画中有独坐板枰的人像（图71）。不过枰除板制的外，也有石制的。河北邢台陈村西汉刘迁墓、定县八角廊西汉刘修墓中均出土过石枰，后者还装有铜足。

比枰大些的坐具为榻。《释床帐》：“长狭而卑曰榻，言其榻然近地也。”这里说榻狭而卑，是和床对比而言。服虔《通俗文》：“床三尺五曰榻，板独坐曰枰，八尺曰床。”（《初学记》卷二十五）以今制折合，则榻约长84厘米，床约长192厘米。河南郸城出土的西汉石榻，有“汉故博士常山大博王君坐榻”刻铭，长87.5厘米，与《通俗文》所记长3.5汉尺之数字极为接近。这种长度的塌当然不能卧，只能坐，如《高士传》说管宁“常坐一木榻，积五十余年，未尝箕股，塌上当膝处皆穿”（《太平御览》卷七○六）。榻也以一人独坐为尊。《世说新语?方正篇》刘注引《语林》：“（杜）预征吴还，独榻，不与宾客共也。”《排调篇》：“刘尊祖少为殷中军所知，称之于庾公。庾公引见，坐之独榻上。”这些史料的时代虽稍迟，但与汉制应无大异。二人共坐者，则称合榻。《三国志?吴志?鲁肃传》：“合榻对饮。”《诸葛融传》：“合榻促坐。”汉画像石上出现过二人坐一榻的图象，应即合榻。至于南北朝时多数人共坐之连榻，汉代似乎还未出现（孙机《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》，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220页）。

榻除了主人自坐休息外，还用于待客，如《后汉书?徐稚传》：“陈蕃为太守，不接宾客，唯稚来，特设一榻，去则悬之。”又用于见吏，如徐州十里铺东汉画像石中，一地方长吏端坐榻上，三个小吏模样的人，双手执笏恭敬地跪拜于前（《江苏徐州十里铺汉画像石墓》，《考古》1966年第2期）。宴饮时，榻更为常设，或主人自坐，或与宾客共坐。辽阳棒台子二号汉墓宴饮图（图72）中，男女主人即各坐一榻，中间设食案，榻上还施以幧帐，一边饮酒，一边欣赏歌舞（《辽阳市棒台子二号壁画墓》，《考古》1960年第1期）。另外，还有一种特小之榻，配以榻登，用于登大床。《释名》：“榻登施大床之前，小榻之上，所以登床也。”（林剑鸣等《秦汉社会文明》，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238～239页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