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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93章 禽流感（二）（第1页）

1936年1月28日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，切尔尼戈夫州，“红色黎明”集体农庄

凌晨三点，集体农庄主席伊万·西多连科被一阵急促的、带着金属摩擦声的咳嗽惊醒。那声音来自隔壁房间，是他的妻子玛利亚。他摸索着点燃床头柜上的煤油灯，昏黄的光晕照亮了简陋的房间——泥土地面，石灰剥落的墙壁，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挂在正中央，画像下方的木桌上，还摆着半块黑面包和一碗已经冷掉的、浮着几片菜叶的稀汤。

“玛莎？”西多连科哑着嗓子唤了一声，掀开打着补丁的棉被，赤脚踩在冰冷的地上。他今年四十七岁，但长期的农活和营养不良让他看起来像六十岁，背佝偻着，脸上布满沟壑般的皱纹。他推开隔壁房间的门，一股浓烈的、带着甜腥味的恶臭扑面而来，让他胃里一阵翻腾。

玛利亚躺在木板床上，身上盖着全家唯一一床还算完整的羊毛毯。她的脸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不正常的潮红，额头上全是汗，眼睛半闭，瞳孔在灯光下微微放大。每一次呼吸，她的胸口都剧烈起伏，喉咙里发出“嗬嗬”的声音，像破旧的风箱。她的嘴角，有一丝暗红色的血迹，已经干了，在苍白的皮肤上格外刺眼。

“玛莎！”西多连科扑到床边，握住妻子的手。手滚烫，但指尖冰凉。他掀开毯子一角，看到玛利亚的脖子和胸口，布满了细小的、暗红色的出血点。“上帝啊……”他喃喃自语，随即狠狠扇了自己一耳光——在集体农庄，不能提上帝，只能提斯大林同志和党。但此刻，他顾不上了。

三天前，农庄的养鸡场开始出现异常。五千只“来杭鸡”是农庄最重要的副业收入来源，每天能产近三千枚鸡蛋，一半上缴国家，一半留给农庄自己改善伙食。但三天前的早晨，饲养员费奥多尔发现几十只鸡耷拉着脑袋，鸡冠发紫，不到中午就死了十几只。他报告给西多连科，西多连科又报告给区里的兽医站。兽医站派来一个年轻的助理兽医，草草检查了一下，说是“普通鸡瘟”，开了点磺胺粉，让拌在饲料里，并叮嘱“死鸡深埋，不要食用”。

但情况迅速恶化。昨天，养鸡场的鸡死了大半。而农庄的社员们，包括西多连科一家，在过去一周，分吃了至少三十只“意外死亡”的鸡——农庄太穷了，肉是难得的奢侈品，死鸡也是肉，没人舍得埋掉。西多连科还记得，那只最大的公鸡炖的汤，玛利亚还特意多喝了一碗，说要补补身子，好应付春耕的繁重劳动。

现在，报应来了。不止玛利亚。西多连科跌跌撞撞地冲出家门，跑到农庄中央的空地上。凌晨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割着他的脸，但更冷的是他的心。农庄的几十间土坯房里，传来了此起彼伏的咳嗽声、呻吟声、孩子的哭闹声。有些房子的窗户透着微弱的灯光，里面人影晃动，伴随着压抑的、绝望的啜泣。

“主席！主席！”饲养员费奥多尔踉跄着跑来，他脸色惨白，嘴唇发紫，每说一句话都要剧烈咳嗽，“伊万·彼得罗维奇……伊万·彼得罗维奇死了！还有他老婆和孩子！三个人……都死了！”

伊万·彼得罗维奇是农庄的铁匠，身强力壮，昨天还帮着埋死鸡。西多连科感到一阵天旋地转，他扶住旁边一根晾衣服的木桩，才没有倒下。

“去……去打电话！”他嘶吼，声音在寒风中破碎，“给区党委！给内务人民委员部！给卫生部！打电话！求救！”

“电话线……断了，”费奥多尔哭出声，“昨天就断了！我早上想去镇上，但……但我走不动了……”他猛地咳出一口带血的痰，瘫坐在地上。

西多连科环顾四周。这个拥有三百二十七名社员、一千五百公顷土地、曾经因为超额完成粮食征购任务而获得“红旗集体农庄”称号的模范农庄，此刻像一个巨大的、沉默的坟墓。寒风卷起地上的积雪和尘土，呼啸着穿过空荡荡的畜棚和谷仓。没有鸡鸣，没有狗吠，只有死亡的声音，在每一扇门后回响。

他咬紧牙关，转身回到屋里，从墙角的木箱里翻出那支老旧的莫辛-纳甘步枪——这是1919年他参加红军时发的，后来偷偷藏了下来。他装上子弹，背上枪，又抓起一个破布袋，装上最后半块黑面包和一瓶水。他要走去镇上，哪怕死在路上，也要把消息送出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