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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章（第1页）

薛阿姨没能讨回应得的存折，闹到院领导那里去要个说法，但经过改革后，设计院的领导大都换了一波，面对满眼希望的薛阿姨，院领导只有一句冷冰冰的话。

“薛建国同志已经递交了辞职信，你们的家庭矛盾院里无能为力。”

在体制内生活了一辈子，薛阿姨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切，她曾经以为自己有一个能遮风挡雨的家，但改革春风一夜吹过，她发觉这一切就像纸糊的美梦见了水，自己一无所有，像是无所依仗的浮萍。

我暑假去找薛时绾玩时，薛阿姨大多数时间都在主卧关着门，餐桌上没有以往的新鲜饭菜，只有已经放坨了的清汤挂面。

我还发现薛时绾房间里的那个大衣柜没有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几个纸箱子，潦草的装着衣服。

“那个衣柜是妈妈结婚时候带来的，黄花梨的，听说挺值钱，”薛时绾低着头，语速飞快的解释：“前两天妈妈把它卖了。”

说这些的时候，薛时绾眼神低垂，可能是觉得难为情，过了一会儿，又像是刻意掩盖什么似的补充：“反正薛建国不在这里住了，那么大的衣柜放着也没用。”

薛时绾不再说“爸爸”，对薛叔叔的称呼变成了直截了当的名字——薛建国。

她耳朵上的伤口包了两天纱布就拆了，留下一个颜色较浅的伤疤，卫生所的医生拆纱布的时候开玩笑的说：“等长大了可以在留疤的地方打个耳洞，带上耳环就一点也看不出来了，还是个顶顶标致的小姑娘。”

但薛时绾悄悄告诉我，她将来就算打耳洞也只打一边，这个伤疤她要留着，一看见就能想起来薛建国抛弃了她们，永远记着这份仇。

我想了好一会儿，用一个八岁小孩能想到最合适的话，干巴巴的安慰她：“记仇不好。老师讲过，应该宽容待人。”

薛时绾的表情很不服气：“薛建国把家里所有钱都拿走的时候，也没想过要对我们宽容。”

薛时绾有一点说的没错，薛叔叔拿走存折的确给她们造成了很大影响。

傍晚的时候，妈妈下班回家，特意敲响了薛阿姨房间的门，一次没开她就再敲一次，一次又一次，不厌其烦。

我和薛时绾面面相觑，也一起站在门口等着，谁都不说话。

房间内一时只剩下妈妈有节奏的敲门声，这种让人喘不过气的沉默究竟持续了多久，我已经记不清了，直到最后房门吱呀一声打开，薛阿姨憔悴的面庞出现。

妈妈拉着薛阿姨在餐桌旁坐下来，把早就凉掉的挂面倒了，重新开火做饭。

妈妈的厨艺比不上薛阿姨，吃食堂的时间久了，手艺更生疏了些，但热乎的饭菜端上桌，总是比冷清挂面好多了。

在饭菜的烟火气中，薛阿姨慢慢提起精神，站起来，慢慢走进厨房帮着妈妈一起拿碗盛稀饭。

薛阿姨的动作很慢，像是提线木偶，身体关节像是生锈般沉重。